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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歌岁月丨“共和国同龄人”律师的拓荒岁月
来源:广东省律师协会      发布时间:2019-10-08 09:01   

周新锋,1949年1月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,是一名与共和国同龄的律师。他曾当过兵,上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工作,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下,于1979年8月调入深圳工作。

今天,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新锋律师谈谈拓荒岁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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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新锋律师

拓荒岁月

1979年8月1日,一大早,我和八位同事上了一辆中巴,从广州出发。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深圳。那时的深圳,对我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。

一上车,领队向我们每个人发一张证,这是一张盖有广州市公安局大印的“边防通行证”。没有它,是到不了深圳的。

我们此行的任务,是根据第四机械工业部(简称“四机部”,后改名“电子部”)的指令,前往深圳实地考察,为在深圳设工厂、开办公司做筹备工作。

1979年初,国务院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。同时正在筹办“对外贸易加工区”,四机部捷足先登,于同年6月颁发(79)四计字0926号《关于下达建设深圳电子装配厂计划任务书的通知》,指出: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,努力为国家换取外汇和及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,经部研究并请示国家相关领导同志同意,确定由部属七五〇厂、七七四厂、八七三厂等,共同在深圳市建设电子装配厂:该厂第一名称“深圳电子装配厂”,第二名称“爱华电子公司”;工厂建制为地师级;工厂性质为国营企业;一九七九年落实征地、设计、施工单位,一九八零年开工建设,力争当年建成投产;包建单位是广州七五〇厂,其他单位选调专业人员参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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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任务书后,广州七五〇厂于1979年7月成立了由厂党委副书记许昌、副厂长吴乙秀等五人组成的筹建领导小组。我则被领导小组定为秘书人选。那年我刚满30岁,此前在广州七五〇厂曾任政治部干事、秘书。

我们所乘的中巴,在东莞县境内搭了过两次汽车轮渡后,终于到达深圳边界,边防通行证发挥了作用。那时深圳路况不好,主干道弯弯曲曲、高低起伏,路面均为泥沙。道路两边多为荒坡野草,偶见被抛弃的单车、包袱、衣服、水壶等。经过一天的颠簸,傍晚时分,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,住进深圳市委招待所,它位于现在“老街”的地段。招待所为平房,门口绿竹成荫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驱车前往未来的厂区。从招待所出发,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泥沙路,走了大约四公里,汽车在公路边停下。领队告诉我们,此处的公路两边,就是我们未来的厂区和生活区。

站在荒芜的土地上,放眼北望,荒坡连着荒坡,中间有些洼地和水沟,远处是山脉连成的屏障。近处的荒坡上长满荒草和一簇一簇的野菠萝。那野菠萝有四五米高,上面长满略小的果实,从它周边缠绕的枯枝残叶可以看出它的年轮不少。

从一张规划图开始

领队将从深圳市建委复印的规划图展开,告诉大家,这里规划为“上步工业区”,是加工贸易的新区,是未来的新市区,将会有工厂、商店、高楼和深南大道街区。我听得清楚,但将信将疑。

在荒坡上朝南看,有一片榕树林,领队告诉我们,那是福田公社上步大队的旧圩村。但我只看到树,没看到房,等走到树下,才看到又矮又旧的小村落,巷子仅有一米多宽。

我们用仪器和皮尺测量了正在办理征地的厂区及生活区的位置,得知面积为:厂区五万平方米,生活区五万平方米。

从那天起,工厂的筹建正式启动了。

9月初,两排用竹子、竹席搭成的工棚树立于荒坡之上,没水又没电。四机部从外地调遣来的打井队,为工地打了两口深井,解决了用水;从广州购进的柴油机日夜轰鸣,解决了用电。10月份,从广州七五〇厂抽调的44人正式进驻工地,住进了工棚。那时工棚用料全是竹子,风来“叽叽叫”,雨来“滴滴嗒”,有时还有老鼠和蛇光顾。更麻烦的是交通,那时深圳只有两路公共汽车,不经上步工业区,从罗湖火车站到上步工业区,步行约一小时,过往的货车在泥沙路上卷起的灰尘滚滚,到达时已是面目全非。

因厂房用地受深南大道规划未定的影响,筹建组决定先在远离大道处建职工住宅和单身宿舍。为此,首要任务是进建筑材料。

当时,深圳是边防禁区,外地民工进不来,本地又缺乏劳动力。怎么办?靠自己!用汽车从广州拉来的水泥,由我们卸车;用火车从外地运来的钢筋,由我们转运到工地。因没有机械,采用的都是人拉肩扛的原始办法。砌墙用的红砖,是用小船沿着深圳河运来的。要上深圳河搬运,人员还得再加一道公安和部队的审批手续,那也只有我们这些“正规军”才合格。我们将红砖叠成每十块一组,像抱孩子一样,从停靠于河边的小船里将红砖抱上岸,装上汽车运往工地。我们每人一顶草帽、一个口罩、一条围巾和一副手套,戴上它们,我们相视而笑,彼此都是十足的搬运工。

1979年10月到1980年10月,在此一年时间里,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搬运。有一天在布吉火车站,一次来了120吨水泥,我们20人搬运,一个下午平均每人扛100包以上。搬运就是命令,不管是领导、干部还是工人,都得去搬运。

记得公司当时只有一枚“筹建组”的公章,所有文件、介绍信、采购单、收据、付款都离不开它,该章由我保管,需要用时我就从车站、码头跟车回工地,盖完章又返回搬运。

1979年12月8日,三栋职工住宅楼和一栋单身宿舍同时开工,后来公司把这个日子作为创建的纪念日。住宅是混合结构,单身宿舍是框架结构,都是六层楼建筑,这是上步工业区的第一批建筑物,建成的单身宿舍的一至四层是贯通层,这为1980年投产创造了场地条件。

边建厂房边生产

1979年,连征地带开工四栋楼房。我仍然记得,1979年的筹建工作总结还是我起草的。

随着中央和省委关于在深圳办经济特区的规定出台,各路人马陆续进入深圳,上步工业区工地的人也逐日增多。

爱华公司从1980年起进入边建厂房边生产的阶段。爱华公司的第一栋厂房设计为10层,是四机部第十设计院设计的,他们说这是国内当时设计的最高厂房。按规划,这栋高层厂房必须建在深南大道旁。深圳当时未有建高层的记录,没有打桩队。四机部将远在陕西的打桩队调到深圳来打桩。打桩队到了,但深圳大道规划还未定,开始说宽度为50米,后又说改为80米、100米,致使厂房位置改了又改,打桩队也不得不摊位补桩。当这栋10层高的厂房大厦张灯结彩庆祝竣工时,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

那时候,我协助深圳市摄影学会会长何煌友拍摄的大厦夜景彩照,成了深圳1982年挂历的封面。

1981年2月,公司任命第一批中层干部,这标志着公司架构的形成,我被任命为宣传科副科长。我们住在工棚里、在荔枝树下,学习邓小平、叶剑英、胡耀邦的讲话,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。

1981年3月,公司分配给我一套两居室共54㎡的住宅。当月,我将老婆、孩子及全家户口,从广州迁入深圳,成为上步工业区第一批住楼房的居民,也成为真正的深圳人。

1981年的上步工业区,生活配套设施一无所有。公司只好自办小卖部、托儿所、小学、职工食堂以及灯光篮球场和图书室,职工的生活急需解决了。

然而,特区能不能办成?特区会是个什么样?深圳什么时候能像个城市?这是我们每个拓荒者关心的问题。1982年,《人民文学》第10期发表了《特区行》的报告文学,触动了我们的神经,当时的摘录抄写如下:

这条街的长度可以用划火柴的时间来计算——擦燃一根火柴,沿着它信步走去,不待火柴熄灭,就走到街的尽头了。

金钱的挥霍与文明的蛮荒,一幅怪诞的特写镜头。

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风韵,江南的妩媚,东北的粗犷,西北的广漠。

深圳,你的风韵在哪里?你的风韵在霓虹灯流溢的幻影中么?在东施效颦的少女飘逸的长裙上么?还是在被夜色所遮掩的一眼看不透的深处?

这像是个暴发户,一口吃成了个胖子,致使许多肉长的不是地方。

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该文章都十分疑惑,我们是深圳特区的第一批亲历者,我们为之拓荒、为之奋斗。《人民文学》是权威产物,是不是风向有变?于是,有的正在办理户籍迁移的同事立即止步,还是将户口留在广州稳当;有的已到职但未办妥调动手续的员工要求继续维持借调,为自己留条退路。我与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同事讨论这事,他们也十分不解。直到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并题词,压在大家心上的石头才放了下来。

勇当开荒牛的创业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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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,周新锋与敏于行律师事务所部分同事合影。

1979年8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,我在爱华公司一干就是14年。这期间,我从事过政工,当过宣传科副科长、部长、工会主席、党委委员;也从事过企业管理,当过属下内联企业经理、总公司部门经理及总经理法务助理。期间,爱华公司曾被上级授予“广东省先进企业”“广东省民主管理先进单位”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单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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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敏于行律所与星辰所合并,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合影。

在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册中,有公司在1984年作出的《关于授予许昌、吴乙秀等六十三位同志“开拓者”光荣称号的决定》,写着:“一九七九年,许昌等六十三位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底以前开赴深圳,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勇当开荒牛,做有作为的创业者,在各自的岗位上,为开拓爱华、建设深圳做出了很大贡献。”在此六十三人中,我排在第七位,我当时是第七位加入爱华公司筹建工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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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5月,中共深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召开。作为“公推直选”试点单位代表之一的周新锋参会。

在此本三十周年纪念册中,还有2000年及以前的“原公司领导”名单,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,因为我1984年至1988年间,担任深圳爱华电子公司的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。在深圳爱华公司这个小小角落里,好在历史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拓荒者。